把握住稳健经营的道，银行就有了走向未来的可能。

这一研究从资本—工人关系、资本—国家关系、资本—资本关系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制度基础进行了描述。按照SSA学派最简洁的描述，‘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构建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

因此，金融化与金融泡沫是共生的。如今这一方案被再次重提，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乡愁般的怀旧罢了。因此，在1995年由于反广场协定造成美元再次升值时，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恢复就到达了其顶点，其后的繁荣则主要是受格林斯潘的证券市场或者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推动的，表现为证券市场扩张的非理性繁荣。这一单一规则被美国货币当局所采纳，1979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大幅度调整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的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相机决策政策被全面放弃，取而代之的则是货币政策的全面紧缩。这一方案旨在通过分配性的手段恢复利润率从而促进积累，而并不直接包含金融化所需的制度性条件。

杜梅尼尔和莱维将19世纪末出现的金融化称之为第一个金融霸权时期，而当前的金融化则被他们称之为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⑦乔万尼•阿瑞吉：《新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前途》，《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下，货币当局可能会期望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既能实现有效汇率随市场变化波动，又能稳定汇率预期。

各国的实际行动也验证了这一共识性立场：日本在步入负利率时代之后，日元持续强势，与安倍期望日元贬值以提振出口和通胀的意愿背道而驰。因此，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更应体现为与新兴市场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而在适当范围内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灵活弹性，从而为逐步摆脱原来在汇率波动幅度较小环境下形成的作为准美元的汇率同步节奏，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独立影响力。目前内地经济形势面临结构转型的压力，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未来会面临内部经济增长目标（或者说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人民币汇率稳定目标之间的政策优先次序的权衡，正如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的货币当局所面临的选择。人民币兑美元从2014年年初的6.0到8•11汇改前的6.2，再到2016年7月初的逼近6.7，几度遭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

从趋势看，人民币汇率是否延续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与美元走势密切相关。另外，人民币与美元利率的相对走势也有很大影响。

在具体的测算上，学术界有很多研究，如购买力平价法、基本面均衡汇率、行为均衡汇率等，但结果不尽相同。在应对汇率的波动中，央行应对汇市波动的经验不断积累。随着央行强化与市场的沟通，市场对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不断提高。因此，探讨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是与央行对汇率的干预导向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步伐等密切相关的，它其实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

其二，注意调节在岸和离岸之间的汇差。一旦美元的强势得到进一步强化，非对称性、策略性贬值的两条腿走路策略就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另一方面，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也在尝试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稳步提高灵活性，进而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波动的程度。可以观察到的应对策略包括：其一，应对短期市场汇率波动和汇率水平的灵活调整相结合。

伴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市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预期也更为多元化和分散，主体的多元化和行为的变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如果未来美元再次上演快速升值，人民币中间价仍需在稳双边汇率还是对篮子货币升值中做出不可回避的抉择。

从外部来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分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冲击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重要原因。具体分析这期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可以发现，2016年1月份至2月初，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大，可以视为8•11汇改的延续，市场对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离岸和在岸汇差阶段性较大的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步化解。

其三，应对汇市波动与坚持资本项目开放并行不悖，在保持相对平稳的资本项目开放预期条件下，坚持资本账户开放非对称推进政策，即，继续推出鼓励资本流入的措施，但在对待可能引发资本外流的开放措施方面保持谨慎。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差，减少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的套利机会，也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2016年以来，受企业外币负债去杠杆以及海外兼并收购意愿不断升温等因素影响，中国外汇市场呈现阶段性的外汇供小于求的局面，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汇率阶段性地呈现较中间价贬值的走势。从内部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和灵活性上升也是汇率正在更多由市场因素驱动的表现。这表明，基于国际收支、价格水平等不同的切入点，汇率存在多重均衡水平的可能。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在加入SDR后，更多将体现出在新兴市场和周边国家补充并逐步取代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

而且，由于美国经济数据的摇摆、英国退欧等事件，汇率市场波动剧烈。同时，从更为基本的影响因素看，中国经济转型的进展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进而直接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

2月下旬至今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其实更多是汇改的应有之义。日本政府多次口头警告，但至今为止，所谓干预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美元走强，使CNH一度达到6.7，CFETS人民币指数同样走贬，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双贬值。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地波动，那什么水平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汇率呢？理论上说，所谓合理汇率，无非就是指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也就是与宏观经济运行中外部均衡目标与内部均衡目标相一致的真实汇率水平。

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为灵活，双边波动呈常态化。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及其未来走势 2016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较为剧烈，这背后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深层次原因。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走势受人民币加入SDR事件影响有限，主要仍是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金融高杠杆和资产泡沫能否平稳化解也会是影响汇率走势的一个关键变量

首先是整个风险定价机制扭曲和资产管理相对的粗放。目前看，资产管理行业是全球目前金融服务业中资金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行业支持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功能与其在国计民生、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不匹配，出现了金融体系的内部循环。现在外汇流动最大、百亿美元级的都是贸易往来。

如果把庞大的监管资源用在居民这一块，又容易产生恐慌，而且往往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供给端，资产证券化的融资便利，发行灵活。

到2015年，服务业、金融业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但同时也需要管理人提高投资收益和资金的运作安全。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民间投资低迷，另一方面对外投资增长非常快，资金大幅往外投。编者语：2016年8月31日，根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安排，巴曙松教授在广州讲授了《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的新趋势与新特征》课程。

2015年末，非金融企业对外投资累积同比增幅14.7%，到2016年6月为61.9%。全球资管行业的趋势 最近，中国的资管行业发展得很快，但是在全球的背景下来看，中国只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发展空间仍很广阔。

房地产回暖后，政府卖地收入上升，他们就加大基础设施。5月20日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把这种新常态描述为L型。

资产证券化与资管、投行业务相互融合，资管投行的概念兴起，市场越发强调投融资的结合和结构化金融产品创设。这也是去产能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